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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众只要仅仅被看作是竞争各方的战利品，他们就很难被推动去参加民主过程，或至少去仁慈地容忍它"。

在时间纬度上，马尔贝格对现代国家的研究以第三共和国为原点，向前推进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因此，议会虽作为国民的代表机关，但仅是君主意志下的国家机关。

此后，公法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再是具体个人的心理意志，而是国家法人的公共意志，最高意志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也发生变迁。受此一命题影响，法国多数学者均认同国家是法人。[26] A.Esmein, élé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français et comparé, Paris, Sirey, 4e éd., 1906, p.4. [27] 同前注26。在此意义上，马尔贝格也对狄骥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一举逆转当时宪法学研究不重视实定法文本的趋向[16]其次，关于邻里纠纷的案件，也是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

第三，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也就是说，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一是1982年与1983年，在这两年间，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一些社会矛盾日渐显现，破坏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不断上升，经济秩序、社会治安亟待维护。为此，国际维和部队之类的临时性世界武装力量对于世界和平的维护的世界公民权利的保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改革后的联合国应该把世界的武装力量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就像国家把国内的武装力量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一样。

他认为，权利应是平等自由的主体互相承认和授予的，是人们合作、人际沟通和主体协商互动的产物。哈贝马斯认为权利是现代法治的产物，没有变成法律代码的权利不仅在认知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行动上也苍白无力。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表明了它具有特定的边界，国家在边界之内可以行使主权。实证主义的权利理论所反映的是权利相对论，人权以国家为单位由实在法来定夺，实际上权利可能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属品。

第四项权利是在前三项权利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政治参与权大体上对应于公共自主，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哈贝马斯同意韦伯关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观点，并认为"对于现代的法律来说"，"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的概念起着核心的作用"。

共和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中那里得到了延续和发挥。他认为，为了能够充分使所有的人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私人权利应超出消极自由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权利不仅意味着某人的某物不受他人干预的权利，而且也应意味着该人享受组织化社会服务的权利。他虽然抛弃了当时关于法律的效力基于主权者命令的"命令说"，认为个人的权利不是源于具有命令权的某些人的意志，但是他缺坚持主权权利源于政治立法者制定的实在法，从而把个人的主观权利的最终决定权仍然交给了政治权威。主观权利不是"自然权利"，因为作为"自然权利"基础的"自然状态"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提出的前三项权利总体上都十分抽象。他引用米歇尔曼的话说："权利毕竟既不是一支枪，也不是一台独角戏"。人民主权不应是卢梭所主张的宏观主体"人民"的权力，而应是人们参与民主过程的权利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合法之法的交往权力。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将两者内在关联起来，才能摆脱上述两种进路的缺陷。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五项权利大体可分为三类。它们是：（1）平等的个人自由权。

"公民民族的认同并不在于种族－文化的共同体性，而在于公民积极地运用其民主的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没有这些前提，强有力的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就缺乏民意基础和民主前提，它的存在和运行就欠缺合法性，从而会成为凌驾世界公民之上的人类强权"利维坦"。

这项权利是为了从物质和环境上保障上述四项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哈贝马斯对这个世界历史进程虽然持论乐观且立场坚定，但是他反对匆忙构建"人类合众国"或"世界联邦"，认为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发达的世界公共领域的形成，尤其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世界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比这两者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世界范围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些权利是合法之法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基本权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读者不难发现，罗尔斯曾经通过"原初状态"的"思想试验"来探索应然的正义原则，哈贝马斯通过法律共同体这个"原初状态"来重构应然的权利，两者在方法论上存有相似之处。在目前的情况下，欧盟应采取变通的方式通过欧盟宪法，建构起"欧洲合众国"或"欧盟联邦"的基本政治框架，然后再激活公共领域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对于欧盟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其他权利进行商谈和讨论，并在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首先是法律的共同体，其次才是文化、历史、语言共同体。

这种法律共同体虽然在逻辑上先于现代宪政国家，但它们应是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因为在传统社会，社会组织形式更可能是习俗共同体、宗教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或军事共同体。要适当理解哈贝马斯提出的基本权利体系，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在世界范围内，哈贝马斯也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实现良性互动，他既反对施米特等人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权绝对论，也反对自由主义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人权观，主张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的商谈、沟通和对话来重建人权的普遍性。还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主张权利的法律化，其重要的意旨之一就是希望权利获得制度化的保障，避免经济和社会权利在美国等国出现的情形，即它们缺乏法律的性质，公民是否"享有"这些权利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姿态和政策的考量。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如果能够行使政治参与权，他们的主观权利就能与客观法联结起来，主观权利是公民经过商谈过程互相承认和赋予的，而确认、保护和协调权利的客观法则是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过程形成的，两者都是公民主体之间互动的产物。我们可以将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这两种不同的人权立场不仅经常出现在学术著作里，而且也不断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争论中，其对立几乎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康德没有能够正确处理道德原则、法律原则和民主原则的关系所致。他认为，人权和人民主权都应建立在主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人权不应是康德所主张的个体之我的主观权利，而应是主体之间互相认受的权利。人们无论怎样思考当今世界的国际法，都会承认国际人权法日益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领域。

例如，没有第一类权利，私人自主缺乏保障，后两类权利就无法存在。2.为方便阅读，本文注释略。

第五项权利是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权。（3）创建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自由的政治文化。

"爱国主义"则是指伦理向度的民族、文化或历史认同，没有这种认同，国家就缺乏具体的凝聚力，基本人权就缺乏具体的组织载体，但是这种认同必须与道德向度的宪法精神和原则相一致。我们仔细斟酌就会发现，哈贝马斯提出的基本权利体系所涉及的是程序性权利，并未涉及实体性权利。

只有采取民主的体制，并通过公民在政治上积极参与的立法过程，主观权利与客观法才不致对立。如果所有民主法治国家的宪法都能够体现基本人权的普遍价值，那么各国的宪法就具有了共同的基础，在这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各国可以形成独特的文化认同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各国的主权与基本人权就协调起来了，独特的伦理生活方式与普适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就协调起来了，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的特殊性不再处于对立的关系，而是转变成了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没有第二类权利，公民难以实现公共自主，其他两类权利也无法实现和得以发展。

然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和风险，康德提出的自由国家联盟的设想已经不合时宜，实际上，联合国的建立就在很大程度表明，作为《凡尔赛和约》产物的国际联盟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缺乏实际行动的力量。在国际范围，如果把权利植根于世界公民的主体间性，即依赖世界公民的相互承认关系，在充分发展世界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平等协商和自由对话的民主机制，就可以为世界人权的发展提供合法性的基础。

宪法所表达的是最低限度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因而"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哈贝马斯坚持认为，权利在成为权利之前必须经过商谈过程。

针对这种争论，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做出了独特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路径。在商谈中，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有效性主张都须接受批判性的挑战和检验，"作数的仅仅是那些有可能被参与各方所共同承认的理由"。